盛可以:老在路上
2019-08-28 11:07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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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小说月报

老在路上,有两个含义,一指人总在路上,二指人边走边老。

近来写作,word字号调大了,颜色变重了,写一天出去,外面景象都是模糊的。瓶瓶罐罐上的说明书看不清了,晚上九点多就瞌睡了。羡慕无知无畏的青春,挥霍时间,不疲劳,不厌倦,像野外杂草,总是生机勃勃。如果还我十年青春,我仍会用青春的体力疯狂写作,做个有一大笔财富、却不懂消费的傻子。

从小向往远方。好像给过承诺,要带过去那孤独的野丫头见世面。无论走多远,活多老,一回头就看见她还在乡间田野,扎着“冲天炮”,赤着脚,沉浸在偏僻的生命里,心疼,仿佛那是自己的孩子,满怀怜惜,却无力给予温暖与照顾。小学三年级,裤腿高卷——从家到学校,两公里的泥泞,脚指丫里都是泥巴——站在校礼堂的舞台,指挥全校学生集体合唱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。她淘气,挨了柳条的抽打,仍然偷偷在池塘里学会了游泳,获得了下水的自由,那些被警告远离水塘的孩子对她充满景仰。这是她迎难而上的性格端倪。于是她的世界总是比别人宽一些,涉水采荷花,摘菱角,摸鱼虾,像一尾鱼,在湖泊与河流中游动。

世界宽些,问题也会多些。九岁游过小河,上堤岸后发现对面的世界并无不同,遭受人生的首次打击。远方在生活中时隐时现,仿佛一篇文章的夹叙夹议。她到底还是被乡村的生动所牵引。穿新裙,看龙舟,奔跑在河堤柳岸。着迷于民间花鼓戏,不觉夜半迷路,天亮时母亲来寻,困倦之极,即刻在其背上酣睡。大清早迷迷瞪瞪,扯着母亲的箩筐索走到镇上,吃白粒丸,翻连环画,看城里人挑拣母亲的辣椒。冬日寒冷恋床,母亲只消说一句“昨夜下了雪”,便一跃而起。相对于野花遍地的春天,她偏爱含蕴深沉的冬季。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要去很北的北方,爱写那荒凉与凋敝、灰烬与悲伤。她没有长大,只是见了更多风景;她没有改变,只是风霜入浸肌肤。

她就是我。

莽撞与野蛮的青春之后,中年的成长并不太平。时间的蛋糕,被切掉了一半,紧迫感让人在时间上变得势利,或吝啬,最不愿将时间慷慨赠人。上了年纪,便如一所老房子,需要做减法,扫灰尘,扔垃圾,清理旮旯里占据空间的发霉物,灵魂就是这样一个房间,不必奢华,但须远离喧嚣,一尘不染。

向往远方,于是老在路上。从乡村到都市,从南方到北方,从汉语到外语。越来越讨厌舟车劳顿,尤其是长途飞行,遇气流颠簸心脏狂蹦,手心出汗。科学家造出飞机,应该同时制造安全保障,比如遇到麻烦,飞机自动解体,乘客跳伞。作为在路上的一部分,飞机是必要的工具,因为人类只有梦想,没有翅膀。所幸探索世界的兴趣,击败了飞行的恐惧。一切有价值的美好事物,都值得付出。

老在路上,并不是某类虚伪的诗意,而是成长,好比一棵树,因此生长出更多的根茎与枝丫,树叶繁茂,更为茁壮顽强。成长,即不断解放。

参加悉尼国际作家节,出版人夫妇陪我看展览。知道凡·高、毕加索,但对波洛克、康定斯基、德加等一无所知,安迪·沃霍尔的作品也只是眼熟。出版人难掩失望,我无地自容。这种羞愧远远超过了欣赏大师原作的震撼。那些遥远传说中的杰出作品,那些热烈奔放或暗潮涌动的色彩震颤,被藤蔓般四处攀爬的羞愧缠绞,回国很久,依然深深地刺激我的自尊心,于是便开始接触西方艺术。

现代艺术与文学的关系影响,正如描画出物件的轮廓,同时也是描画出这些物件之间的空无的轮廓一般,相互渗透与注解。在旧金山看野兽派画家马蒂斯,意识到写作上的束缚,必须彻底解放心眼手,也就是解放写作语言、思想、观念、角度,以及所有禁忌。

每到一城,看展便成了首要事件,包括巴黎、纽约、伦敦、旧金山、悉尼、墨尔本、瑞典、芬兰、开普敦……一旦获得了这个崭新世界的入门券,它的赠予是慷慨的,就像宝藏,无穷无尽。

拜伦湾(Byron Bay)是一个以沙滩和灯塔闻名的小镇,位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东北角的海湾。名字是发现澳洲大陆的库克船长取的,以著名诗人乔治·拜伦祖父的姓命名,他曾以航海的方式周游列国。拜伦湾作家节持续办了二十年。每年八月,世界各地受邀请的作家来到这里进行文学讨论、新书发售、研讨会。巨大的白色帐篷作为演讲场所,蘑菇般长在青草地上。人们倾巢出动,赶集般来参加文学活动。因为文学,连交警都会网开一面。

印象深刻的是,拜伦湾人人都写诗,人人是诗人。戴草帽的农民,腰间赘肉鼓出的主妇,穿红艳超短裙的老太太……每个人上台朗诵自己写的诗,像在家中客厅一样自信大方。一名年轻妇女,似乎手上还沾着面粉,又似乎正在后园里除草,听到抓阄者喊出自己的号码,匆匆赶到,笑眯眯地朗诵自己的诗歌:新娘不高兴/狠狠地踢着那棵大树/新郎说/你不要踢它/因为/我刚在那儿尿过。

在这个小镇,文学、诗歌、音乐、舞蹈随日出日落,融入日常。海边有人在弹吉他,唱歌跳舞。巨大的夕阳落在海面上,暮色暗红,我加入他们,一起变成了海边剪影。

有年冬天在纽约小住,碰到奇奇怪怪的人。有个地道的美国人,在中国留学,开餐馆,娶中国老婆,后来离婚,不知何事在美国坐过两年牢。谈到中国时他充满欣慰。他说中国好,美景处处有,食品更健康,人比美国人友善,中国政府慷慨仁慈,给了他十年多次往返签证。他是由衷地,并非碍于我是中国人而给予情面。他的话就像高温加热,水近沸点,水壶快要尖叫。水壶很镇定。他进一步解释,哪儿都有问题,哪儿都有人进监狱。他告诉我美国出版的哪几本书,描写了美国的罪恶,他们怎么把无辜的人投进监狱,以至于监狱都装不下了。我给予他良好的祝愿,祝他早日拿到中国护照,脱离苦海。

第二个是纽约生长的第三代移民,不会中文,是个没作品的导演,说他想拍《北妹》,拍中国穷姑娘怎么在工厂受罪。我说《北妹》不是这个意思,主角钱小红是个独特的自我解放者,要拍就得拍她如何在肮脏的社会中波光闪烁。当然,这只是闲聊,真要改拍,随便改,我不会参与和计较。接下来,他一阵扼腕长叹,奇怪的是,这个美国人抱怨的是中国政府,说在中国拍电影难,我理解他对中国有特殊情感,却不懂他为何放弃在本国自由施展艺术才华的机会,舍近求远,作茧自缚。

还有个美国白人,华尔街精英,大谈美国教育制度很糟糕,远不如中国,他认为街上年轻的流浪汉,便是教育失败的一种。我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论调:“中国很成功,国家富有,百姓安好。”我很警惕,怀疑他是个特工,企图从一个作家这里挖掘更深的中国内幕。我守口如瓶,内心拂袖而去。

在路上有趣味,也有挫折。第一次在美国打“优步”,以为和国内一样,司机到达会联络。直到短信提示扣除五美金之后,才知道司机在指定地点,按规定等了两分钟就走了。还有一种拼车,提示到哪个路口,哪个拐角上车,手机GPS信号弱,东南西北搞不清,转来转去,错过了时间,钱被冤扣。拼车的好处是便宜,但要到“优步”提供的就近上车点,有时近在咫尺,却遥不可及。

“优步”浪费是小事,住宿出现麻烦,解决起来才伤脑筋。预订民宿,房东的描述大多属实,但有次极为荒唐。下午打车到曼哈顿百老汇,司机没到目的地,隔条街就想卸货,我打电话给房东,确认地址,司机又开了两条街,将我扔在星巴克。我没有种族歧视,黑司机倒有。他很没耐心。我猜想他之前可能与亚洲人有过不愉快的经历,也许是中国人出来搞坏了印象,或者他正为下个月的房租焦虑——大把人在纽约活得像老鼠。

进星巴克,坐定了,用杯热奶茶暖了身心,看暮色渐渐浸染百老汇,感觉这一刻的冬景格外凄锐,然而又超然事外,以作家的眼光打量自我与周围,想到某一天可能在小说中描摹这些,便忘了等待的不快。

来接我的,是租赁事务方面的马仔,一个蓝眼睛的中年男人,穿着嬉皮,裤裆垂到膝盖弯,老江湖,说话浮夸,有街痞的流气,像小镇卖狗皮膏药的。他一路吹嘘这地段多好多便捷,夸我会挑地方。

曼哈顿中心寸土寸金。楼道狭窄,空间被充分利用。老楼没电梯,砖实墙厚,装潢艺术,历史悠久,透着不容轻视的帝国威严。进入预订的房间,如遭电击,顿时蒙了。实景与图片天壤之别。原本典雅温馨的小公寓,像个猪圈,塞满四张床,床与床之间用帘子隔开,帘子上搭着脏衣服,床单没有更换,到处皱巴巴的,一片狼藉。

此时天色已黑,疲惫不堪,本想着进房间倒头就睡,不料是这种局面,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,情绪崩溃,坐在凳子上哭了起来。

这种状态,于我是从未发生过的。

漂亮的壁炉里正燃着电火。温度偏高。我没有脱下外袄。

蓝眼睛马仔被我的情绪吓着了,紧接着便鼓动唇舌:“没什么不同呀,整个公寓都是你一个人住,其他床不收费的。你看,这儿还有厨房,洗手间也是独立的,多方便啊。你想想这是什么地段。”

所谓厨房,就在进门过道里,被一堆杂物覆盖。可以肯定,蓝眼睛们不敢这样忽悠欧洲人。但种族问题没什么好扯的,我只需维护作为消费者的权益。

我说,我一个人,不需要四张床,我订的房间,图片上面是一张床,有沙发,干净漂亮,我不能接受这么拥挤脏乱的房子,你们为什么要骗人。

蓝眼睛说道:“嗐,整个房间还是你的呀,没有人同住。想想你有四张床,随便睡哪一张,夜里还可以轮番睡。再说了,你又不是整天待在房子里,你是要出去参观的,这可是非常好的地段,前面就是百老汇,中央公园也不远,这可是好地段呀,你得知道这一点。”

他言语中透露某种信息,中国游客对于住宿,都这么凑合的,只要有个地方让他们放平身体闭上眼睛就可以了;或者说,他们没什么讲究,房间这样,算顶不错的。

夜里睡觉在四张床上轮番蹦跶,只有疯子才这样。我受不了他的聒噪,大声说,我订的房子不是这样的,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房子,我也不需要四张床,请不要说了,我要退房退款。

交流上的障碍,仿佛呼吸困难,原本压抑,但气急起来,英语竟比平时流畅。

蓝眼睛没办法,拨通了一个电话,让我接听,电话那头是个女的:“听我说,你订的就是这个房子,没有错。现在,我们可以按你的要求,搬走其他三张床,你看可以吗?”

我拒绝妥协,拍下照片提交给ABNB,申请全额退款。

这件事没造成经济损失,但一直没想明白,当时我为什么那么悲伤。

路口等“优步”时,可能是脸上有迷茫,一手推婴儿车,一手举着雨伞的人主动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。每次这样站在路边,总有人试图提供帮助。无论如何,纽约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城市,虽然它也藏污纳垢,然而总体是温暖的。

临时换到布鲁克林的HOUSE。房子也是上了年头。推开门屋里一股霉味,气氛诡异。屋里光线昏暗,阴影重重,仿佛到处隐藏着窥视的眼睛。家具是脏污的颜色,两张单人沙发陈旧,和室内倒是谐调,感觉也是祖上传下来的,被三只猫占据。

房东是个白人老鳏夫,毛衣上有许多虫蛀般的窟窿,长呢外套皱巴巴的,沙发一样陈旧,但还能穿出绅士派头。墙上照片显示他年轻时的家庭与生活。他小时候的照片好看。白人就是这样,过了五十岁,就垮得不成样子,尤其爱秃顶。他仿佛正是因为过去的美好,如今才能安享这昏暗的孤独,靠反刍过去的明媚,就能抵挡一切。

房子年久失修,客厅天花板起皮,还有一个大黑洞。他应该没什么退休金,收入来源有限。我忍不住同情他,想着至少应该节约用水用电。HOUSE三层,老鳏夫住负一楼,一楼是客厅和厨房,楼上有三间房,接待我这样的短期旅客。冬天是淡季。整层楼就我一个人。恐怖片看多了,一进房间就锁上门,四下检查,看窗户外面什么情况。

老鳏夫总是陷在沙发里看电视,膝上一只猫,有时两只。他告诉我每只猫的名字和脾气。听得出他有偏爱。墙上有一幅20世纪30年代上海美女的复制品。他没到过中国。凭借想象,相比北京,他更喜欢上海。这个虚构者,他有权利喜欢自己创造的任何一座城市,任何一个人物。他去邮局,顺便帮我寄了明信片,而且不肯收邮资。我正好胃里抓狂,闻到奶油面包味心里堵,想着在厨房里大做一顿劲辣的。我说我去买菜,请你吃饭。他说好主意,不错的交换。我买了牛肉、辣椒、蘑菇、洋葱、土豆、胡萝卜、西红柿,做了一锅美味烂炖。没吃过那种橙色的小圆椒,放了四个,没想到巨辣,要命。房东辣得脸色通红,涕泪横流,嘴里喊着“Oh,Mama”,如丧考妣。

夜里十二点,楼下客厅的钟敲响了。一个孤独老鳏夫,住着百年老房子,养着三只阴森的猫,在一面古钟的整点敲打中生活。一个孤独的人,为什么需要时间的提醒?钟声敲出更深的孤独,甚至恐怖。

时差关系睡不着,就着老鳏夫的午夜钟声,写下短篇《偶发艺术》的开头。

坐过几回纽约地铁。哐当哐当,破破烂烂。有的中国人因此浮现民族自豪感,嘲笑纽约地铁与国际大都市的反差。我想到它们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,还没瘫痪,便肃然起敬。我恐飞天上,怕钻地下,又是个地铁盲,到北京好几年都不敢坐地铁,学会了才知道地铁的便捷,尤其是在北京那么拥堵的交通条件下,既保证时间,也省下费用。

《蝴蝶君》的编剧黄哲伦也住布鲁克林,只有四五站地,我去拜访,体验生活坐公交,找新鲜感。公交车上有股刺鼻的尿臊味,不知是来自某个人的身体,还是有人在车上撒过尿。放眼一望,车上全是黑人,一声不吭坐在椅子上。我上车时,感觉一阵白光闪烁,好像有很多摄像机咔嚓咔嚓——他们看人就像翻白眼,眼白在一片黑色中格外明显。这些衣着低廉显脏、表情带着不如意的人,让我想起国内三四线城市的生活,艰难写在脸上。

人本应生来平等,但是人本生来就不平等。倘若生来平等,也就不需要谈论平等。与其说世界强调人人生而平等,不如说强调文明的同等。没钱难文明,没钱难体面,没钱难有尊严。只这一回坐公交车,我懂了一部分人的生活。这是纽约的另一面,在时代广场灯火灿烂的光芒背后,很多人处在阴影中。乐观、活泼、自由、自信的美国人特征,在公交车上看不到。这些人眉间紧锁着很多问题。

黄哲伦头发花白,胡子拉碴,不修边幅,是布鲁克林穷艺术家的样子,很难联想到他是百老汇最活跃的剧作家,功成名就,却如此朴实。他两年前大难不死。晚上七八点钟从超市出来,在回家的路上,被人在脖子上抹了两刀,抢救了四五个小时,差点没命。凶手跑了,案件一直没破。警方侦查人员开始说,从来没有这种被莫名袭击者攻击的情况,除非是抢劫。后来试图调查他和袭击者之间有什么关系,最后得出结论,这可能是个随机攻击事件。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桩仇恨犯罪,亚裔很容易被当作袭击目标,因为攻击者认为亚裔会有语言障碍,而且不愿意报警。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并不罕见。有亚裔被人从地铁站台推开,在曼哈顿有人专门袭击亚裔妇女。黄哲伦被袭没多久,一个中国女孩在皇后区,被戴着医用手套的蒙面人割伤。

没有哪一个城市像纽约这么错综复杂。

飞巴黎时,在机场买了一瓶水,一盒巧克力。重新打开卡尔维诺的《巴黎隐士》,看到了他的美国日记,写他落地纽约,住在格林威治村。他说纽约既不完全美国,也不完全欧洲,让你感受到无穷的活力,你立刻觉得掌握自如,好像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辈子似的。他认为格林威治像巴黎。他描写金斯堡他们垮掉的一代,据说他们其实是过的中产阶级生活,只是出去才换上脏衣服。他又谈到塞林格不再写作,因为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有多少事物,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?

法语翻译杜碧姬到机场接我。她是个地道的法国女人,利索、娇小、明媚,化了妆,仍见得年轻时的活泼可爱,走路像有点野性的小姑娘,挺拔、倔强。她是大学教授,且独自打理一个中国文学网站,推荐中国文学、电视、戏曲。她的中文口语不太好,我们基本用英语交流,为照顾我的英语水平,她常常选择易懂的词汇和描述方式。我到达巴黎那天,是她父亲的葬礼,那个从小教她拉丁语的老教授离开了她。她很伤心,但依旧有序地张罗着第二天的新书推广活动,安排媒体采访,制造神秘惊喜——造访居住在一栋古建筑里的朋友,乘坐极小的二人电梯,在阳台上俯瞰巴黎圣母院广场,以此为背景,开始视频访谈。她还跟我去比利时宣传新书。她是个坚强的女人,且精力旺盛,不知疲倦。

出版人菲利普·毕基埃坐火车到巴黎见面,同时带来法语版《福地》,告知我新书上市便已售罄。腼腆的出版人笑出声音,我们仨都很愉快。

去年到巴黎,父亲病危入院,我取消了巴黎文化中心的演讲,换了机票,连夜赶往机场。昏暗的灯光中,透过疾驶的车窗看到了午夜的巴黎圣母院,宁静神秘,惊鸿一瞥。我知道我还会再来。

在戴高乐机场有过疲惫不堪的经历。拖着大箱子,被工作人员指示从2F办理登机,走了二十分钟到达2F,被告知在2G。去2G不是步行距离,得坐免费大巴。赶到坐车点一问,大巴要二十分钟以后到达。时间紧迫,怕错过航班,于是打了一辆的士。司机是一个白发老头,我一开口,他就说他不懂英文。我说去2G,又怕自己G字没讲好,连讲了几遍。他下车替我搬行李时,裆部拉裢处夹着一大团白东西,朦胧灯光下判断是纸巾,也有可能是衬衣摆从拉裢处扯出来了。他说要7欧元,他说7欧元时,非常奇怪,但我知道他说的是7欧元。我说我只有美元,我可以给他10美元。他同意了。眼看着他在2C和2D的分岔路口拐向了2D,我赶紧说走错了,要去2G。他说,我知道我知道,2D。很奇怪,他说G和D的时候完全听不出区别。我在手心写了一个G字给他看。他这才明白。可路是封闭的,只能开到D再转到G。我在车上已经急得不行,担心又走错地方,错过航班。下车直奔登机柜台,这时已经是凌晨六点半,七点多的飞机,值机人员还没上班。几个人在排队等着。确认在此办登机手续,心中石头落地。

法国人对说英语总不那么情愿。这里有我见过的唯一以不会英语而自豪的人。这种情感似乎要追溯到英法百年战争,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长达116年,最后由法方胜出,第二次百年战争于1815年结束。两个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,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军事冲突,这场决定两个殖民帝国未来的较量,最终由英国取得胜利。认识一个英国教授,说起法国就嗤之以鼻,更瞧不起美国,一个被他称作胆小鬼,一个被他称作没文化。“第二次百年战争”这一名词是英国历史学者发明的,法国学术界并不买账,法国人不接受这种说法,极可能是打输了的心理状态。

人们依赖小说、电影以及宣传视频了解别处的文化与生活。说到巴黎,大多是雨中的浪漫,香气四溢的街道与时尚的女人。其实城市的日常大抵相同。享乐与艰辛同在,光鲜与晦暗并存,而人性更是一样。

在巴黎瞎转,全靠手机导航,导航系统不稳定,目的地显示距离300米,导得我团团转。进商店问巴黎圣母院在哪个方向,那个有中东或阿拉伯血统的姑娘直接说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,我忍不住反问了一句,这么著名的地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?但她可能真不知道,一个教堂而已,欧洲到处都是。说实在的,相比之下,白人倒是更友好些。后来吸取教训,总结出一个并非歧视的结论:千万不要问黑人之类的人什么事情,他们可能会嫌你不够黑。

一直想看欧洲农民的生活。农村如仙境,奶牛、骏马、童话小屋般的民居生长在草地里,觉得这样的乡村生活肯定美好。比利时作家伊莎贝尔圆了我的梦想,也击碎了我的想象。应我的要求,她开车带我去她祖父的农场。她随祖父在农场长大,祖父去世多年,农场已属她叔叔尼古拉所有。

一栋百年尖顶老房,千亩的草地,还有树林,树林里有两只梅花鹿,一头獠牙野猪被铁网圈了起来,猪毛像钢针般扎满身体。一片池塘,鸭子在水里嬉戏,水像稀释的鸭屎,也许因为肥沃,睡莲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,叶子堪比荷叶,且更肥硕。上百头奶牛在草地里玩耍。我们经过时,领头牛带着牛群冲过来,吓得两个女人尖叫。尼古拉用手朝它们做了一个STOP的姿势,它们便停止不动。牛是逗人玩的。它们聪明顽皮,跟中国牛完全不同。我小时见过的牛木讷、茫然,近乎痴呆,可能是重活苦轭所致。这些不用犁地的奶牛,无忧无虑,吃吃草,产点奶,晒晒太阳,看看远方,哞哞欢叫,脸上天真可爱,不知世间疾苦——人何尝不是一样呢?

这么多田地和牲畜,却并不富裕,我颇为吃惊。房子外面很美,里面简单凌乱,更谈不上审美。蚊蝇在臭气中飞舞。尼古拉带我参观牛棚,乳牛、孕牛、成年牛,各有其所,每头牛耳朵上钉着数字牌。一头巨大丑陋、目光邪恶的白色种牛独霸一栏,像犀牛一样笨重,这种品种叫蓝牛,据说跟日本的神户牛肉一样味美价昂。

牛棚味道刺鼻。蚊子大如蜻蜓,小型轰炸机般在天顶盘旋。尼古拉是一个真正的农民,粗糙的语速,粗糙的双手,白皮肤晒得暗红,布满沧桑。一个人打理农场,从不停歇。为了生活,妻子还得另找一份工作。三个孩子谁也不愿意留下来,都进城去了。因为惦记牲口,尼古拉从不出远门,他热爱他所做的一切。

聪明的牧羊犬将我引向院子里的秋千架,本想坐上去荡一荡,但见其布满蛛网尘土——没有人在这上面打发时光——只好和牧羊犬踢了一阵足球。想起夏天一个人租辆车,专访福克纳故居,从孟菲斯开到牛津小镇,在福克纳故居门口遇到一条金毛狗,这条狗将我引向后院,它的主人——一位老太太正坐在那里读书。我们聊了几句,邀请去她家喝茶小坐,没想到她是司徒雷登的孙媳妇。也许是由于祖辈与中国的感情在先,他们一家非常热情,我们成为朋友。而尼古拉家的牧羊犬带我发现细节,进一步认识生活,有些景色很美,但正如秋千架上的蛛网,不走近,是看不见的。

回布鲁塞尔的路上,伊莎贝尔把车停在路边。夕阳正在沉落,浓烈的橙红笼罩着这个以生产钢铁闻名的小镇。我们站在暮色中。她抽着烟,流着泪,跟我讲了一件伤心事。她想念儿时的农场,她的写作也总与这些有关。很多年前,因为农场的财产纷争,她父亲与叔叔反目,她的父亲离开农场,从此两家断绝关系,多年不通往来,也没再踏进农场半步。

刚进门时,伊莎贝尔与叔叔拥抱,泪流满面,我以为那是一个女作家的多愁善感,原来包含这么多的家事恩怨。不小心卷入其中,不免为自己的鲁莽愧疚。而她诚恳感激,因为我,她重新回到了农场,见到了自小疼爱她的叔叔,儿时的故乡。离开农场的时候,他们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,一起照了相。倘若伊莎贝尔真的因我找回了亲情,我想这是我布鲁塞尔之行最大的收获。

2015年冬天,怀揣帕慕克记忆中的《伊斯坦布尔》,走进了现实的伊斯坦布尔。那时距离土耳其政变及大清洗还有半年时间。出身贫寒市井的总统埃尔多安,这个曾经因背诵诗句“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,穹顶是我们的钢盔,唤拜塔是我们的匕首,信徒是我们的士兵”而入狱的人,政变之后大清洗,大肆开除、拘留、逮捕、判处近十万人,包括教育界、媒界、军人、知识分子。观察家将此事与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,认为两者都是被当权者利用,作为清除政治上反对者的借口。当然,政治家的这种“春秋笔法”并不新鲜。

顺道拜访了暂住伊斯坦布尔的老朋友徐穆实,他翻译过《上海宝贝》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等中国文学,热衷于学习各国语言。他给我解释了帕慕克的“呼愁”,土语叫作Hüzün,ü跟“于”同音,ü本身带点伤感的韵味。他也纠正我的说法,清晨清真寺里传出的音乐不是祈祷音乐,而是清真寺传统的Ezan,是召唤信徒举行聚礼的。即便我不是穆斯林,仍然感觉到那种音乐的召唤力量,灵魂像被刀片舔刮,发出丝丝碧翠的声音。也正是这一年,在博斯布鲁斯海峡的船上,我第一次听说艾丽芙·夏法克——继帕慕克之后最有思想影响力的土耳其作家。生于1971年的艾丽芙·夏法克在中国并没有升温。尽管她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,作品翻译成了四十几种语言,用土耳其语和英语写作,获得很多国际奖项。

我看到的伊斯坦布尔平静安详,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鸥自由勇敢,轮番抢夺我手中的面包,不知道是把我当作入侵者,还是饲养者。

从伊斯坦布尔出发,坐一夜大巴,去卡帕多西亚坐热气球,去到一个叫帕慕克的地方,遇到一只叫帕慕克的猫。奥斯曼帝国化作的Hüzün幽灵一直围绕着我。我曾经写过:“伊斯坦布尔是最令我心神荡漾的城市,这荡漾和春情无关,也不是神秘,我无法表述。如果一定要说,大约是类似于面对一个曾经苦恋的人,仍有隐约的肝肠寸断。一栋破败的老房子,一堵斑驳的老墙,一种老的室内装潢,一阵夹带海鸥鸣叫声的海风,一个面海垂钓满面风霜的老者……唤醒的竟然是曾经相识相知的苦楚——对一个并不善于相思的人来说,这种感觉非常奇特。”这种感觉依然没变。纽约、巴黎、伦敦,我到过的任何一座城市,都没有像伊斯坦布尔这样,带有给我这种深入骨髓的Hüzün,或许是我才是伊斯坦布尔,是我灵魂深处的Hüzün投射到这座城市,使我与它有着相似的底色。

回想起来,孤身女性在土耳其境内行走,的确潜藏危险,正如我十多年前一个人深入藏区,庆幸我屡次平安的冒险,体验了绝美的,迥异于明信片上的风景。还有很多路上的经验,比如罗马、布拉格、柏林、墨尔本、旧金山、开普敦……倘若有机会,我想细细地描绘出每一条震撼的纹路,捕捉最准确的词汇,像铺开一幅画卷般呈现我的每一寸感受。

老在路上,老值了。

(选自2019年第6期《散文海外版》,原载2019年第2期《江南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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